唐代，玄元皇帝廟的體系在全國形成，我們認為這就是道教在全國的傳播與發展。道教在什麼程度上有了發展？了解唐代的道教，有一個重要的文獻，即《唐六典》。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道士和女冠是給田的，這和均田制的概念一樣。普通男丁給田十畝，道士三十畝，女冠二十畝。道士不需要服徭役。第二，《唐六典》詳細規定道士在宗教生活中間不能夠摻和世俗生活，這要求把道士的信仰生活和普通的生活隔離出來。由於沒有和世俗生活隔離的制度，所以道士在生活世界中接觸和進入職業生活的門檻是最低的。
張萬福認為，道士不應該耕作，而是應該實行宗教儀式。這種建議使得道教有可能像佛教一樣，使得其神學化體系不斷發展，當做一個有階次的社會共同體來經營。這種傳承體系和知識體系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現代宗教的意義。
唐代，道教得到了皇家體系的支持，使得其能夠快速形成宮觀體系。另一方面，由於政治的影響，使得其團體仍然要依賴於政治體系，而無法形成獨立的體系。道教能否形成一種獨立的、疏離于日常生活的宗教體系。張萬福之所以重要，因為其具有一種意識來去建立這樣的東西。
唐代一直沒有將官方道教和民間道教區別開來。我們現在講的唐代道教是指官方的道教，但是三張舊法依然在民間之間流傳。換言之，唐代有兩個道教。在茅山、長安，皇帝經常命令高道為國家祈福，大型的齋醮模式已經確立為國家服務，但是官方道教和民間的道教沒有區分開。我們對於唐代道教史的寫作模式依然需要反思。官方實際上沒有一個主動意識去確立一個官方道教，並且將民間道教排擠到民間去。如果進行了這樣的工作，那麼官方的義理的、具有公整性的道教就會出現了。而道教沒有形成一個高級宗教的自我認同。
我們在表述唐代道教的時候，都會認為這是一個道教的黃金發展時期。但是這一發展沒有產生質的變化，有質的變化的可能性，但是沒有發生質的變化。
唐代的佛教，其有趣的地方在於，太宗是在道教歷史中對道教支持最大的皇帝之一。而太宗時期，實際上對於佛教具有巨大的發展，這一發展源於玄奘。他歸來之後，創立了我們現在所說的慈恩宗或唯識宗。這一宗教學派的創立，實際上是得到了太宗的支持。唐代皇室並沒有因為支持道教而反對佛教。會昌滅佛，並不是由於反對佛教的義理，而是由於佛教破壞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從這個意義來說，滅佛從來都不是義理上的衝突。
對於皇帝來說，道教和佛教沒有區別。李唐要建立的不是道教的崇拜，而是老子的崇拜。這樣來看，道教在整個隋唐時期在三個不同的層面發展：皇室的祖先崇拜、官方對於道士團體的支持、在民間展開的信仰生活。道教史的寫作是一種交織的狀態，因為什麼是道教的問題並沒有被搞清楚。
小林正美《唐代的道教是天師道》。他認為張萬福所做的工作是一種天師道的表現，但是唐代史書中看出，這些內容恰恰是天師道的反面。將天師道稱之為“三張偽法”。
把唐代道教作為一個研究對象，首先需要確認什麼是唐代道教？唐代道教分為幾個層次？
在中唐之前，大量的皇帝對於道教所作的改變是制度上的改變。在唐代時，道士和皇帝是同一撥人，所以必須排位在僧人之前。中唐之後的皇帝，所用的都是技術性的實踐。很多皇帝都是吃外丹吃死的。徽宗不做任何國家性的制度形態的工作，他只是進行了大量的實踐工作，但是沒有完成道教的制度性工作。
如果使用轉世的神仙來任命官員的話，傳統的選賢舉能的制度就徹底崩潰了。中國的貴族在政治結構的設計上，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制度性的、具有正當性的設計。沒有制度性的安排，是不能夠形成一個宗教從民間走向官方的路徑的。這一路徑一旦被切斷，道教實際上已經失去了被現代化的可能性。
唐代道教最重要的問題：第一，區分唐代道教的層次感。第二，唐代是道教從一個本土性宗教轉向一種制度性的官方宗教的重要機遇。道教的“非官方性”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另外，唐代如果是一種官方宗教，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形態就會發生巨大的改變。
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一直維持在一種多元的方式，如果一旦產生一個官方的宗教，就會對於官方的制度產生影響，這使得中國的整個制度和觀念都會產生一個重塑。
唐代道教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隋唐的道教教義學和道教制度的基本形態是怎樣的。
天師道教團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政教合一的模式，就是由於其“箓”構成了一種階次感。張萬福確立了道士的知識傳授，確立了道觀里的科儀目標，對於授箓等道團所有的階次進行了細緻的規定。這樣的規定就是一種制度性的規定。
六朝到隋唐，道教關切的中心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需要形成一個政治的宗教設計。道教的麻煩在於，隨時可能出現啟示去打破固有的神學模式，而且不同的神學體系會產生雞同鴨講的效果。《要修科儀戒律鈔》《道教義樞》等書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道教的制度化建構。
官方對於道教的支持推動了道教內部神學體系的發展和制度的發展，這種支持有反向給道教提供的制度保障。但是官方對於道教的支持沒有建立一個排他性的支持，這使得這一制度性的建立無法持久。
道教的制度性設計之所以出現，起源於北周的通道觀。通道觀的建立實際上是要建立國家宗教，北周實際上開啟了道教的教義和制度體系化的形態，如果要將這一制度融入信仰實踐，就必須確立一種官方道教，就必須完成官方道教和民間道教的分殊。
道教的現代性不是由於道教自身的隨意性和複雜性，而是由於道教本身就承載著生活的複雜性。
任何一種宗教的制度性安排，必須要有一種神學價值或信仰價值的支撐。道教所引導的價值成為了一種功利價值而不是一種神學價值，這仍然給了民眾一種選擇的可能性。制度性設計一旦缺乏道德性、超越性的神學基礎，這一制度性設計在宗教中是不會產生效果的。
“行善”在《太平經》中仍然是承負意義上的，普度的意義是來源於佛教的。
公共性的道教的制度性生活是缺乏神學基礎的，至少是和道教固有的神學模式是衝突的。道教的基礎觀念是無法普度的，向普度的轉化是佛經漢譯之後形成的，所以道教是缺乏神學基礎的，神學基礎都是從佛教中來的。那麼如何理解在隋唐時期，制度本身並沒有形成一個教團內部普世的行為基礎。並且其沒有保障能夠使得某一個人作的制度性設計下行到每一個宮觀中去。道教本身沒有認同機制，也沒有一個管理機制進行保障。
天師從一個叫具有教團階次的領袖轉變成為了一個封號。這一變化是很大的。如果仍然堅持天師的教團體系，就會產生制度下行的保障。
隋唐道教的制度化和經典化顯然受到了佛教的壓力。
官方的度牒和道教的授箓儀式並沒有合一。這二者如果結合，就提升了制度的嚴密性。現在看來，授箓儀式和官方的度牒是兩個不同的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