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期的道教有一個重要的區分，就是貴族和庶民的區分。荷蘭人高岩在福建作了詳細的田野調查，強烈的描述了精英和庶民的二元區分。楊慶坤《中國社會與宗教》，認為中國宗教確實屬於二元性宗教，但不是精英和庶民的區分，制度性宗教和彌散性宗教的區別。施堅雅，認為中國的宗教是一種區域性的共同體，相比之下更加接近實際狀況，中國宗教具有強烈的地域差異，因此需要採用區域性的文化深描。深描，即深度的文化現象的解釋，通過其了解區域的文化結構和其象征體系。
我们關於中古道教的研究，仍然在貴族和庶民的二元結構下，但是這一觀點是需要受到挑戰的。中國的宗教的基本形態是，我們具有一個公共的知識體系，但是這一知識體系不源於道教。所謂的精英和庶民，並不是兩個知識體系，而是擁有同一知識體系的兩種表現形態。
中國不一定具有一個跨區域的統一的知識體系。區域性的公共知識體系的多面向展示。
中古社會的描述，基本上都是根據六朝社會的貴族制出發展開。似乎存在兩個不同的道教，一個是庶民的道教，談論日常生活的複製。另一個是貴族的道教，談論長生。道教的文獻展現出的是一個雜糅體，並不是一個純的道教。貴族和庶民的差異不是一個信仰體系的差異，不存在兩個道教。
對於中古時期的信仰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效驗。我們對於效驗的認知方式是什麼？我們收到科學哲學的影響，認為可以被觀察、重複驗證的東西才是有效驗的。而我們在傳統生活中對於信仰的效驗，是一種傳說式、流言式、文學式、想象式的。從這一意義來說，我們首先要撇開效驗的認知。
在一個傳統的共同體中間，很容易形成關於鄰村的一個異事的記錄，這一記錄不需要得到驗證。陶弘景看完《神仙傳》就具有“欣然向仙之志”。道教的合理性，建立在一個獨特的客觀性和合理標準之上，這一標準和任何的知識標準都是並行的，而不是替代性的。
我們確認了中古時期具有不同的經群，而確認了又不同的信仰團體的存在。又根據史書，確認了不同的地區具有以道教信仰為號召的所謂“農民起義”。以後世帝君李弘為信仰對象為源頭的一系列宗教運動也被作為道教。在歷史的意義上如何將其整合在一起？這裡的基本問題是，我們對於貴族生活的描述過於單調，我們經常著重於其精神面向，而不是其整個的日常生活面向。而如果沒有日常生活的記載，所有的精神生活都是空虛的。我們的記載中經常記錄了縹緲的精神生活，另一個方面記錄民眾的起義，即一種非日常性的生活。
《顏氏家訓》之所以重要，在於其提供了一個日常的面向。貴族的生活分為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二者都具有信仰的元素。這兩個元素連接到一起，在共同構成我們所理解到的貴族制社會。
因此，在中古的江南地區，是由一個個貴族所構成的。一個是北方的移民的貴族，一個是南方固有的士族。二者之間具有共同的流民。二者信奉的是同一個信仰體系。我們對於道教的敘述有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們根據道藏和道經來構建道教，就會構建起一個文人的道教而不是庶民的道教。而道教的活躍性恰恰在於庶民。所以要堅持一個有生命力的道教，就需要進入到庶民的日常生活中。
從個體上來說，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只有堅持自己的封閉性，自己的個體體驗才能夠變得鮮活起來。一旦嘗試進行普遍化，就會變得呆板起來。
兩宋期間，符箓道教的發展和雷法的流行，也是由於農村經濟和鄉村生活的活躍度。而中古似乎很難看到這種鄉村生活的活躍度。一個既為貴族提供宗教生活，也為庶民提供宗教生活的道教團體，這種團體不是道教的信仰者，而是一群實踐專家，類似孫恩、盧循這樣的人。杜子恭，為整個地區的人提供信仰服務和宗教生活，提供的內容：第一是治療疾病和祈福，第二是社區共同體進行習俗性的儀式。對於一個公共的生活體系來說，這一宗教儀式提供了秩序感。在生活中，秩序感完全是建立在時空結構中的，建立這一秩序感的基礎是一系列的儀式行為，這些儀式化的生活使得日常生活充滿了儀式感和秩序感。在傳統社會中，我們通過節慶和社會禮俗中出現的儀式，來完成對於生活的秩序感和時空感的建構。
從個體意義來說，其整個生命也是通過這種儀式來完成秩序建構。從這一意義來說，儀式專家為貴族和庶民提供的是同一個性質的服務。另一方面，儀式專家並沒有壟斷這些信仰資源。他們由很多具有共同的信仰知識的人共同承擔著這些信仰服務。這種集中的儀式服務的提供，才能夠形成一個生活共同體，最終形成一個信仰共同體。
吳雅士說，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分三個層次。第一，國家祭祀意義的“神”。第二，祖先和社神，作為共同體意義。第三，鬼怪。問題是，在中國任何一個宗教體系都不會單獨處理這些層次的內容，這三個層次的內容是被任何一個宗教體系共同處理的。
對於民眾而言，他們面對的是簡單的生活問題。這些生活問題如何轉化成信仰的儀式。這裡具有一個交叉的關係。公共知識體系幫助我們建立理解社會境遇的解釋體系，這個解釋體系帶來信仰生活的需求，而這種需求的滿足又會印證和強化這一知識體系。其中形成了一種循環的關係。信仰從來都是依照某一個知識體系和生活體系來建立的，信仰的滿足也就是知識體系本來的驗證，其實際上就是一個知識體系通過信仰實踐完成了一個自我循環。
因此，在中古信仰中，並沒有形成一個二元對立，道教也沒有得到一個壟斷地位。道教作為一個信仰體系，可以向下兼容，還可以提供其他的信仰服務。整個的庶民的信仰，可以有道士一體完成，但是其基本內容又不是完全屬於道教，道教的雜糅性就在於此。
對於貴族而言，需要確認事情，就是通過自身的修煉，可以和神靈溝通，“積誠感降”，需要解決的是死後的“命”這一不確定的問題。對於道教的信仰問題實際上存在一種信仰。沒有人信仰道教，道教是否存在？我們信仰的是靈寶齋、上清存思法。
我們必須對於一個有週期的生活過程進行節奏性的分殊，這種結構感分殊很容易形成不同的秩序感。由於這種差異，我們需要從生活世界來形成這種差異和秩序感。就可以形成一種和經典完全相反的道教形態。將二者結合在一起，才能夠展示出以道教為名義的信仰形態。
另一問題，在庶民宗教和貴族宗教中，為什麼貴族和庶民在同一個信仰體系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信仰形態和實踐面向？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生活面向的差異。對於流民來說，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食物問題，因此需要對於縣城進行攻打。
同一個信仰體系具有兩個不同的模式。第一，為了日常生活，需要去劫掠縣衙。第二，存在于貴族中通過對於神靈的信仰來獲取神力。周一良、唐長孺都認為這就是信仰的兩個不同形態。
后聖帝君李弘的信仰對於庶民來說並不是重要的，庶民不會形成穩定的神譜結構，這一神譜結構是通過其具體需求形成的。道教在生命體驗中間的結構是變量無窮多的，因此其神譜是非常不穩定的。這一神譜體系的不穩定性，使得我們看作作為不詳的超自然力量的鬼、精、怪，進入日常生活中需要提供的詮釋的張力和彈性就會非常巨大。而這些彈性巨大的神譜體系都被納入了道教。另一個造成神譜體系變化的原因就是啟示。對於后聖帝君李弘這樣的東西，在日常生活中是不經常被使用的，是在作為宗教領袖，聚集流民來完成一種末世的解釋才需要使用的。后聖帝君李弘是一個隨時可能被調用的信仰資源，而不是一個常態化的信仰。在中古信仰中，信仰不斷被流轉調用，道教在其中體現的就是一種秩序感，其提供了一種形式和秩序。
對於實踐專家來說，他們的信仰是基本固定的，他們也會受到周邊的影響，不斷的豐富自己的信仰體系。他們也會受到佛教、民間信仰、儒家的東西，形成了雜糅的體系。因此日常生活中很難區分什麼是道教。
我們常常認為道教的文獻體系中，應該就是儀式、信仰的描述，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其中的內容非常龐雜。打破貴族﹣庶民的二元對立，能夠看到一個豐富的生活世界，其中具有龐雜的信仰庫，方便其隨時進行調取。而進行調取的就是一些信仰專家，藉助其完成了一個生活體系的儀式化、秩序感的建構。這種東西是不是道教？需要學者的進一步描述。
石泰安《公元二世紀道教政治宗教运动评述》，嘗試描述社會運動和道教信仰之間的關係。這些討論仍然是非日常的宗教生活，日常的生活是一個動態的、充滿想象的生活。
由於個體性和群體性的差異，個體性的知識體系的豐富性，群體對於秩序感的追求。使得我們看到的線索並沒有什麼關聯。
另一個基本問題是，我們如何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出現的佛教信仰，以及這一信仰對於日常生活的影響是什麼？佛教的信仰基本上依照兩個形態展開，第一，以誦讀經文的形式在貴族生活中展開。第二，通過鬥法、儀式服務在日常民眾中展開。
在佛教和道教的模式中，能看到兩種互動形式。第一是文獻形式的，第二是在實踐形式上互相借鑒。佛教在整個儀式感和節奏感實際上強於道教，他具有出家生活的模式，需要建立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節奏感，這是必然的發展。
在文獻意義上看到的對於道教生活的標準描述，必然是一個理想狀態。現實生活中，道教的生活一定是和其他生活節奏雜糅在一起的。現實生活節奏有三種雜糅：第一，生命節奏。第二，社群節奏。第三，物質生產節奏。從個體意義上來說，生命節奏的正常運行是其他兩個節奏保持的基礎。對於社群而言，所有的節奏都建立在經濟生活節奏之上。這些生活節奏都是交叉的。
區域性共同信仰體系的多面向表達。庶民﹣貴族的二元模式，具有其社會基礎。但是我們對於道教史的描述太過於依賴貴族的精神生活和經典的編寫，而忽略了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是可以不斷被調用的信仰模式，而這些信仰模式被不斷向下建構的實踐專家調用，形成了節奏感和秩序感。
道教本身就具有神秘性的基本面向，其最終表現的形態或許本身就要更複雜一些。
道教所謂的體系化問題，和經典有關的體系化問題。從葛玄到鄭隱到葛洪，到陸修靜，到孫游岳，到陶弘景。這些文本化的傳承體系，具有強烈的知識性、知識精英的特色。這些體系依然沒有逃離日常生活的模式。我們對於道經的條理性的要求，往往遠遠超越了道經本身的基礎。此時就出現了“經”和“書”之間的差別。
中古的根本問題就在於，從社會史的問題出發，我們是否準確理解了道教作為一個宗教形態的特征。即非黨派性和本土性。從本土性出發，我們不會簡單的用線性的思路來理解其傳承和發展。我們必須回到生活世界本身，來觀察道教的活躍度。並且通過生活和修行的差異，來理解道教本身的面向在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