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社会政治
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老子西出变成了佛，变化、化身；一个是老子教化了佛。这两种讲法是不同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佛教与本土文化建立起了一个联系，即佛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老子的化身，或者是受了老子的教化。这初看起来是对佛教的一种贬低，然而佛教徒一开始是很欣然接受的，因为使他们变得更容易接受了。
梁武帝（断酒肉、立神明成佛义）
“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
《清净发行经》：”佛遣三底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渊；摩诃迦叶，彼称老子。”
这是一种相反的说法，但是思路是一样的，就是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些亲缘关系。这是一种非常特殊，又非常普遍的文化交流形态。若考察近代史，我们会看到很多西方思想进来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在我们的《墨子》里面有，在我们这个那个里面有，是我们古已有之的。这也是一样的思路。
梁武帝是很奇葩的一个皇帝，曾多次入庙为奴，大臣着急，又去赎回来，多次如此，这就成为了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断酒肉。现在看起来好像和尚本来就不能喝酒吃肉，要是喝酒吃肉，就是酒肉和尚，就不清净。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僧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是托钵乞食，那么和尚能不能点菜呢？到一个人家乞食，说我是个素食主义者？早期的佛教经典中不是这样记载的，而是对哪些肉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做出过明显的区分，这就说明，本来有一些肉是可以吃的。然而身为帝王的梁武帝，他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召开研讨会，然后将“断酒肉”，作为立法确立下来。
“从无始已来，至於此生，经历六道，备诸果报，一切亲缘，遍一切处，直以经生历死，神明隔障，是诸眷属，不复相识。
今日无有道眼，不能分别，还相啖食，不自觉知。啖食之时，此物有灵，即生忿恨，还成怨对，向者至亲，还成至怨，如是之事，岂可不思？”——梁武帝《段酒肉文》
通俗来说，现在佛教界还在讲这个话，你这一筷子下去，你知道你夹的是谁么？这基于一个观点，认为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条件性的，可能你吃的就是你妈妈。这是从它特殊的生命观出发来考量的。然后，你能不能忍心吃它？儒家的观念就来了。再吃就是“人相食”了。
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说起素食主义者，有好几十种，养生的、修炼甚至还有低碳的，现在佛教界也会采用这样的讲法，现在的地球变暖啊，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畜牧业巴拉巴拉..
至于梁武帝，他不仅这样讲，他还这样做，还强迫别人这样做，建立了佛教的一个新传统，就是素食。把僧人全部召集起来，逐一质问，逐一过关。你是真不吃，还是假不吃，是公开不吃偷偷吃，还是真的从思想上相通了不吃了？
“今日大德僧尼，今日义学僧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严净徒众，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犹是梁国编户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犹不依佛法，是诸僧官，宜依法问。”
“若为外司听察所得，若为寺家自相纠举，不问年时老少，不问门徒多少，弟子当令寺官集僧众，鸣犍槌，舍戒还俗，著在家服，依涅经还俗策使。唯最老旧者，最多门徒者，此二种人，最宜先问。何以故？治一无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惊动视听。推计名德大僧，不应有此，设令有此，当依法治问，其馀小僧，故自忘言。”
主要治两种人，一个是老旧者，一个是最多门徒者，小和尚就不搭理了，这种方式，用现在的话，就是打老虎。
“僧尼若有饮酒啖鱼肉者，而不悔过，一切大力鬼神，亦应如此治问，增广善众，清净佛道。若未为幽司之所治问，犹在世者，弟子萧衍，当如法治问，驱令还俗，与居家衣，随时役使。愿今日二部僧尼，各还本寺，匡正佛法，和合时众，皆令听经法者。如说修行，不可复令断大慈种，使佛子不续。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问。若有容受，不相举治者，当反任罪。”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事儿，从此时到明清，成为了一种传统，这是基于双重的身份认同，即是帝王、又是法王，不仅做政治上的统治者，还要做精神领域的统治者，此举的集大成者，即是朱元璋。
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在佛教的传统里面，帝王的形象是怎么塑造的。梁武帝在后世的形象是一种，狂热的信仰者，但却觉悟不太高，于是显得萌萌哒。
“然沙门既出家离俗，高尚其志，违天属之亲，舍荣华之重，毁形好之饰，守清节之禁，研心唯理，属己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为时宗仰，仪容邕肃，为物轨则。
然触事蔑然，无一可采，何其栖托高远，而业尚鄙近？至于营求孜亻及，无暂宁息。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恃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馀；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称服，行多违法。虽暂有一善，亦何足以标高胜之美哉？”—— 释道恒《释驳论》
这是当时佛教界僧人的描述，实际上就是说佛教很大一部分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说的好听，做得却很不行。在这样的描述当中，很多佛教徒已经无所不为了，比俗人还俗。
一个简短的背景介绍：佛教徒在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生活非常简朴的、居无定所，但是在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寺庙经济”，这个在印度发生了，在我们中国也发生了。甚至放高利贷，无所不作。这样的行为是否符合戒律呢？是否能够接受这样对于一个僧人形象呢？
“且世有五横，而沙门处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设方便，鼓动愚俗，一则诱喻，一则迫胁，云行恶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无穷之庆。论罪则有幽冥之伺，语福则有神明之佑。
听其言则洋洋而盈耳，观其容则落落而满目，考现事以求征，并未见其验真，所谓系影捕风，莫知端绪。” —— 释道恒《释驳论》
前面所讲，宗教徒宣称自己有高尚的精神追求，所以理应获得一个不同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那么我们现在就看看他们实际的状况怎么样吧？他们在讲的道理是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
“且要天堂以就善，何若服义而遁道？…道在无欲，而以有欲要之。”——慧琳《白黑论》
这是后代儒家很多对佛教进行批判的角度，你看现在的寺庙，来来往往这帮人，干什么呢？他们在追求摆脱欲望吗？他们是在追求欲望的满足去了。即便是僧人也是用更大的欲望，解脱，来代替了日常的欲望，这追求不是更大了吗？净整那没用的。这里的一个历史背景是当时的佛教形成了一种竞争攀比之风，谁佛塔造得高，谁佛像装饰得好，等等。所有这些语言，对佛教的生存形态，形成了尖锐的批判。
我们纵观魏晋南北朝，南方四百八十寺，北方的云冈、龙门石窟，这是极其靡费的。我们佛教徒和老百姓，都在这样的信仰当中，追求着什么，又得到了什么？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吗？
一个时代，有自己的问题，也有对这些问题是讨论的。有些讨论是精神的、语言的、文化的，但是有些会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来。
法难（三武一宗）
下面的话题就比较严肃一点儿，一般人不讲，因为它比较刺激。
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后周世宗
法难，即是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对于佛教的破坏和冲击事件。我们来考察这个历史现象，他们所打出的旗号，他们的目的和达成的效果。
太武帝（崔浩、寇谦之）
“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魏书·世祖纪》
在太武帝去平叛的时候，驻军在寺院，发现了酒、武器、女人和大量的财富，虽然前有政策上的准备，而以此为契机做出了极端的行为。
“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
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魏书·释老志》
还记得石虎吗？他当时怎么说，我就是胡人，就要信胡神。而现在说法却反过来了。有学者认为这是胡人汉化的原因，外族帝王的汉化导致要复兴儒家文化的一种努力，也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心态。
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这一时期是多层传教的，再加上诸如太子信仰佛教提前走漏风声僧人都提前逃跑了，和持续的时间短等因素，实际上的效果是雷声大雨点小。
后世的史学家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会说你看太武帝、崔浩、寇谦之破坏佛教，不得好死。而儒家呢？会说你看梁武帝，信仰佛教，不得好死…感觉到做帝王的压力了吧…
之后佛教的反弹：
“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
这里有个情况就是官方与僧团共同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产生一些特殊的效果。
北周武帝（卫元嵩）
卫元嵩是个“狂僧”，他在给武帝灌输一个概念，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政教合一”，他就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叫做“平延寺”。
“夫平延寺者。无选道俗罔择亲疏。爱润黎元等无持毁。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勤用蚕以充户课。供政课以报国恩。推令德作三纲。遵耆老为上座。选仁智充执事。求勇略作法师。行十善以伏未宁。示无贪以断偷劫。于是衣寒露养孤生匹鳏夫配寡妇。矜老病免贫穷。赏忠孝之门。代凶逆之党。进清简之士。退谄佞之臣使。六合无怨纣之声。八荒有歌周之咏。”
“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间。”
讲个小故事，插个话哈~在唐代，李世民在谋帝位时候两方的谋士团中有和尚有道士，就跟和尚说，你念七天观音，念完之后我杀你。七天之后过来问和尚，观音念得如何啊~和尚说，这七天，臣不念观音，唯念陛下…
这政教合一的想法就导致了经典形象与僧团组织的摧毁。这是另外一种形态，不是说你不好而收拾你，而是说要把你兼并进来。
历代以来，特别是宋代，儒生都热衷于“为国家算总账”，哪些导致富强，哪些导致衰败？近代时期，谭嗣同、章太炎的“庙产兴学”，就是因为佛教在国家的经济中占有了太大的份额，也就成为了政治想要争取的一个力量。
“现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兵，还归编户。融扩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广弘明集》
如果你们的年龄再翻几番，六七十岁，你们也会经历这种寺庙变小学的过程。当今也有学者专门做关于寺庙与国家争夺金属的研究。毁坏寺庙之后将佛像融了做金属，铸币和农具，然后经过布施等等复杂的过程，重新铸造成佛像。
领导做事都是这样，不仅要做这个事儿，还要召集僧人过来做讨论。当时有个僧人叫慧远（另外一个慧远）啊，出来跟皇帝争论。皇帝说，你这是不孝，不在家里孝顺父母。慧远说，在座的左右大臣谁不是离开了家，谁孝顺了父母？再说，你们拜的都是泥坯，都是假的。慧远说你们儒家那些牌位不也是假的吗，怎么你们可以有仪式，我们就不能呢？你这样是要下地狱的。武帝说，我一人下地狱，百姓得安乐也是没关系的。慧远说，百姓也会和你们一起下地狱的，地狱就是为你们这些人准备的…
历代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儒家有硬骨头的，僧人也有硬骨头就跟着帝王顶着干的。
这事儿做完，大家都知道我要说什么了，武帝很快就死了…
之后的文帝，据说他见到了一个还阳的人，给武帝传话，说他在地狱活得很苦啊，能不能做点儿功德拯救拯救我。于是文帝又开始大兴建寺筑塔、欢迎出家…
这是在探索双方相处关系时候的一些矛盾，随着双方不断的对对方了解的加深，在唐宋、元明清的时候，就很少再出现“法难”的事情了。
经典翻译与各家师说
经典翻译的风格与内容在这个时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早期大乘经典和论疏转移到了中期大乘的经典和论疏，可以说是像前跨了一大步。
著名翻译家及其译籍
昙无谶：为了力量而出家，讨好帝王而成功，政治失误而被杀，任继愈先生对他的评价很不好。但是他翻译了一个重要的经典，《大般涅槃经》
菩提流支：《十地经论》、《无量寿经论》
佛陀波陀罗：《大方广华严经》
求那波陀罗：《胜鬘经》、《楞伽经》
真谛：《阿毗达磨俱舍论》、《摄大乘论》
这个真谛，和鸠摩罗什简直是绝配。他没有受到像鸠摩罗什那样的国家和帝王的支持。各种倒霉。真谛在中国从来没有找到政治上可以依靠的力量，基本上一直是以民间的身份，在从事翻译的事业。甚至在翻译的过程中受到当地僧人的排斥和打击。他翻译《俱舍论》的时候，就有僧人给帝王写信，说他这样的“唯心思想”，会破坏国家的政教，建议将他流放到远处去。然而他却很坚毅，依然坚持翻译，虽然中间也有要放弃的时候，有一次他决心坐船回去，结果他的船还被台风给吹了回来，真是悲催至极。
这样的批评能不能够成立？当我们看到佛教的既得利益者，竟然是那些努力说服我们去摆脱欲望的人？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学习历史的意义，就在于，曾经发生过的，今天仍然是会发生的，只要条件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