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东晋佛教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
“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这个讨论在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是作为一个严肃的讨论，还是一个诡辩被介绍给大家呢？诡辩在哪儿呢？如果我们现在读到一篇类似于这样的文章或者话题的话，我们会不会愿意去了解、去参与、去弄出一个究竟来？我现在是试图了解大家与东晋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多大的区别。
第一节 佛教与社会政治
名僧风范
讲名僧风范不是单纯讲名僧的传记，而是介绍当时的文化状况。如我们上一讲所说的北方的如佛图澄这些僧人，走的是一个上层路线。而在当时中国的南方呢，则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所谓的“清谈”，参与进当时的文化当中。
首先从政治上来看，是偏安于北方，与北方形成对立的局面。而当时很多的贵族、人才都从北方迁往了南方。当时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存在，贵族与贵族之间，贵族与名士之间，等等。玄谈之风，风靡一时。东晋也是道教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经典的整理等等。而且当时的文化风气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有信佛教的，有信道教的，而且还开展出一种“内道场”制度，就是宫廷之类的道场。在佛教的系统中出现了不同种类的人，比如对于名僧与高僧的区别。
“康僧渊，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容止详正志业弘深。
晋成之世，与康法畅、支敏度等俱过江。
畅亦有才思善为往复，着《人物始义论》等。畅常执麈尾，行每值名宾辄清谈尽日。庾元规谓畅曰：此麈尾何以常在。畅曰：廉者不取贪者不与，故得常在也。
敏度亦聪哲有誉，着译经录今行于世。”
麈尾是当时的僧人常用的一个道具，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激光笔一样，甚至随葬。有时候吃饭讨论，争执得满桌子都是鸡毛。
“渊虽德愈畅、度，而别以清约自处。常乞丐自资，人未之识。
琅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戏之。渊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
后于豫章山立寺，去邑数十里，带江傍岭，林竹郁茂，名僧胜达，响附成群。（大家注意这是一种模式，当时的僧人要与大家交往，但是又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是有一种特定的结构的。往往要与人群有一定的距离，而这个距离是以交通便利为条件的。）”
“晚讲《维摩经》，遁（支道林）为法师，许询为都讲（为古代佛教讲课时候的一种形态，像现在的相声似的，一个逗哏一个捧哏）。遁询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历难，询每设一男，亦谓遁不能复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绝。凡在听者，咸谓审得遁旨，回令自说，得两三番便乱。”
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只讲维摩诘经，他还讲庄子，据说专门写《逍遥论》，就是说要进入这个文化，不只会讲自己的东西，还会讲你们的东西，而且还讲得比你好。就像中国人打老外发明的乒乓球把老外都打赢了就会让人服一样。
而且他还持戒严谨，买个山自己隐居起来了。这是当时名士一种通用的手段，所谓“身愈隐而名愈高”。
“自远（慧远）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
有一次过了虎溪的，就是送两个人，陶渊明与陆修静，然后三人哈哈大笑，这成为艺术上常用的一个题材，所谓儒释道三笑图。
二、礼仪之争
上说儒释道三孝图，佛教徒有意识的进入文化环境的一种方式。慢慢的也为政治力量所重视。前面我们提到，在两汉时期对佛教徒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于伦理道德的质疑，如佛教徒出家是否遵从孝道之类。而这时情况则有所改变。
“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存，亦日用于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理，沾其意而废其敬哉？”——桓玄《与八座书》
表面看起来是佛教徒应该向国王致敬的问题，而背后的问题则是对佛教徒在社会中对于自身定位的问题，佛教徒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还是不是国家的臣民？就是说你的身份首先是一个宗教信仰者，还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进一步抽象，就是王权与教权的优先性问题。
“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至此皆是儒家的理论）本其所因，则功由在昔。是故因亲以教爱，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严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这是孝经里的话）。二者之来，实由冥应。应不在今，则宜寻其本。”
“故以罪对（报应）为刑罚，使惧而后慎；以天堂为爵赏，使悦而后动。此皆即其影响之报而明于教，以因（根据你自然的、本来的纹理来进行疏解）顺为通而不廿其自然也。
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
喜欢这种说法的人会认为它抓住了人的基本倾向，趋利避害。而不喜欢的人则就是四个字——“威逼利诱”。
因果报应的思想之所以这样深入人心，就是因为它发挥了一种社会伦理上的功能。后代的帝王有些都会直言不讳的说，如果所有人都这样，我就可以坐享太平。
“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此理之与形乖，道之与俗反者也。”
此处的逻辑就是，对于和尚来讲，国家给的资养，你觉得你给我造的福，等等，都是麻烦，并不是你给我的恩惠，因为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在方向上是反着的。
说到底，帝王的立场是，这里的所有都是我的，有能耐别吃我土地上的粮，别喘我土地上的气，所以伯夷叔齐就饿死了。但是佛教徒就不吃这一套。
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
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
意为，我看起来跟你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修行成功了，是能给王侯们起到非常大的帮助的作用。而且不要让我跟你一样，如果我跟你一样，我就无法帮助你了。强调了他特殊的价值。谋取自己的社会生存空间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强调自己的社会功能，这是一个政治技巧。这个技巧，对于后世的影响非常的大。在后世也有许多批评，最突出的是隋唐时期的儒生，他们的论点是，我们虽然喜欢你的教化，但是你的教化之成功的前提是对于因果报应的信仰，而这样一种信仰将对儒家造成冲击。
但这个模式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崩溃了，因为没有皇帝了。无法再通过与帝王达成这样一种关系，为自己的生存空间进行谋划。现在的佛教很大的主题就是探索一个新的生存方式和与这个社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