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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史第二讲 边缘化、不经、纷繁:道教的可理解性与文化形象 程乐松

郑重的介绍一下这门课

程氏门生语:听我们程乐松老师上课总有畅快淋漓欲罢不能之感,程老师说自己是在说书,确实有如说书之精彩,时而戏谑,时而又深刻得让人一惊。去年上了一个学期,确实收获颇丰,对道教有了全新的理解。

道教史第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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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史第二讲

补充一句:本课程发布已经程老师授权准许,特此公告。

so,望各位好学的小伙伴,好好学习,持续关注,踊跃发言,好,开始今天的追课:)

關於道派的問題:

我們基本上以道派展開道教史研究,在道教史研究中,把道教當作學術史、信仰史研究,因此需要清楚定義道教的道派。裡面的基本問題是,道派本身的存在是不是一個史實?我們在思想史的意義上如何能定義其為一個組織?在道教史中,這種教派的存在本身大多數都是被定義出來的,特別是中古時期的道教,我們在歷史上找到的或許只是幾個人。這樣帶來的問題是,我們或許過高地估計了道教的派別性。

錢穆、呂思勉:

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以政治為中心的社會,不是一個信仰社會。無法呈現出一種複雜的政教關係。在古羅馬、伊斯蘭文明中,能夠清楚看到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並行的局面。但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沒有這一方面。

《國史大綱》:

秦漢時期是中華民族摶成一個民族的時期。摶成一體的前提首先是確定邊際,其次確定民族,其次確定政治體制。其中並沒有強調信仰,中華民族之存在,在錢穆先生看來,沒有信仰的元素。在中國民族中,并不是有一個宗教組織或宗教團體是必須性地被提供。因此,道教的研究中有一個基本假設,認為中國人是需要宗教生活的。這個問題需要理解宗教生活本身,什麼是宗教生活?如何定義?如果定義為一種對於超越力量的信仰,太過寬泛。但是如果落實到社會系統中,很難具有組織性。

佛教是外來文化,其本身具有易知性。但是道教本身不具有易知性,我們很難定義道教。我們不應該不斷去定義道派。我們只有不斷重現社會生活的層面,我們才可以看信仰的元素哪一個部分可以確立一種生命中心主義并與巫術區別開來,這樣的東西或許可以稱之為道教。但是這樣的道教不具有社會組織性。道士們無法確定是否有一種強烈的願望,將自己信奉的理想生活傳遞出去。

道教有兩個極端,一是不死的追求,二是走入社會人群。其確實具有某種禮儀化、技術性。但是這種禮儀化和技術性是封閉在某一個個體之中的,其不具有社會性。因此,道派的定義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除了燒煉仙丹之外,基本上不會獲得一個特殊的社會身份。作為一個道士,和作為一個和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面向不死的修煉中,實際上存在一種倫理張力,這種倫理張力實際上是道教徒並沒有放棄的。

《度人經》顯示,我們要做的事情依然是在倫理結構中。全真教的出家模式之所以沒有做到佛教的模式,就是因為這種張力的存在。如果沒有獨立的身份認同,何以讓自己成為一個平行的社會組織?如何讓自己成為一種和社會生活對立起來的形態?關鍵是,沒有一種信仰神學體系的存在。

因此,道派是一個需要謹慎的概念。確實存在修煉團體,但是不能簡單地將這些團體稱之為道派。這些社會團體並沒有形成獨立的社會組織。

道教和神仙信仰的關係:

道教的信仰和發展,和神仙信仰的關係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什麼意義上的關係?神仙在道教體系中存在的最基本功能,是一個替代性的神學敘述的功能。因為道教信仰中包含的神秘技術是不能公開的存在。所有的神秘技術是以師徒倫理關係形成的秘密的契約關係,這種關係是不能夠公開討論的,因為每個人的資質等情況都是不同的。

基督教從奧古斯丁的敘述轉化為人對於生命的焦慮以及對於一種超越性的追求,這一超越性的追求成為了信仰的本體論論證,在這種情況下,神對於人是敞開的。道教不同,道教是封閉性的,如果人對於神靈信仰要被激活,就首先要背離日常生活。而在西方傳統中,進入生活本身就是進入信仰。

某種意義上,神仙敘述替代了道教的信仰敘述,因為道教的信仰敘述是不能公開的。在道教的敘述中,往往避開最核心的成仙法門。因為這些技術是不能告訴的,能夠告訴的是,誰拿到了這個東西完成了一個怎樣的超越敘述。這一敘述在道教的功能中是一個確證性的功能。

其公開必須依靠神仙信仰,而神仙信仰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中國的傳統神仙信仰,包括對於天邊、地遠、古代聖人、創世的想象。到了戰國時期,我們有了不死和壽者的想象。這一想象一方面,是來自秦代,另一方面來自燕齊。最早的神仙信仰都是一個個故事,都是某些人用了某個方式成就了神仙。這些敘述模式中不包含技術,這種不包含就是因為其隱秘性。

道教的神仙信仰在不斷的複雜化,目的是為了保護其神秘性。其敞開性基於其不斷增長的譜系,而其內核永遠是封閉的。

道教在多大的程度上,繼承了術士、方術之類的東西。錢穆先生認為,術士就是煉金術,道士就是拜神,術士往上層走,道士進入下層日常生活。這一敘述很大意義上基於對於歷史的想象,先秦時期是否有道士、有術士體系都值得議論。

我們需要回到先秦兩漢的知識體系,即天文學、政治神學、術數學、陰陽五行,以及對於神仙、神藥的敘述。《白虎通》的討論就是基於這樣的知識體系。這些知識沒有明確的封閉性,但是一旦開始進行神授,就具有了封閉性。

這些技術本身一方面,被封閉在固定的體系中,另一方面,需要藉助神仙對其進行敘述。神仙的作用就是一個外在的敘述功能。

大禹,是不是神仙不知道,但在另一個文化維度的想象中間,其必須成為一個神仙。他獲得靈寶五符的傳說,對於一種文化想象的圖景中意味著,因為他獲得了靈寶五符,建立了與神秘思想的契約關係,這一契約是他有資格進行治水這一事業的確證。

對於大禹的客觀敘述和超越的信仰敘述。同一個文化基礎上,生發出了對於同一個基礎的不同的文化敘述和想象,從而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

我們的一般說法,道教是由老莊道家思想、先秦神仙信仰、黃老養生學說糅合在一起的。這一糅合的說法意味著什麼?過於模糊的說法。

神仙信仰和道教的關係是什麼?神仙信仰是不是一個大的文化主題?道教和神仙信仰的關係是一個可論之體,只能說它的形態用某種方式成為了道教的土壤,甚至可以說道教就是植根于其中。我們對於土壤這樣的隱喻具有一種理解的誤區,似乎一個樹從土壤中生長出來就具有了獨立性。道教是反向生長的,他試圖將這些土壤凝結成一塊,它反復進入土壤,而不是生發出自己的獨立性。

道教的難以定義,某種意義上是因為道教很難被看到持續的獨立性。道教的自我意識,要將自己和民間巫術區分開來,樹立一種和民間巫術的區別,這種區別被其看做一種責任。

道家和道教的關係:

《道德經》這樣的文本具有巨大的詮釋空間,王弼注和想尔注所體現出來的詮釋方向就是天壤之別。《道德經》本身是面向多元詮釋的敞開文本。因此,《道德經》和道教具有密切的關係,但是不能據此認為《道德經》本身是道教的基本文獻,對於《道德經》的寫作者而言,絕對沒有一個心態說,我要創建一個面向超越的思想體系和意識形態,並且是基於啟示的。

《道德經》、《莊子》提供的是一種文本的資源,這種資源的提供者絕對不可能是創教者。

其中插入了大量的信仰,例如太一的信仰、元始天尊的信仰,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神譜體系。這一體系和道家之間,沒有確切的關聯。

先秦,儒、墨、道三家鼎立。道家指向的是一種獨特的生命關懷,就是破壞共同體的模式,但是其背後仍然有一種大共同體的情節。從這一意義來說,儒墨道具有不同的思想傾向。道家提供的獨特性,是其提供了一種形而上、超越性的思考和一種神秘思考的敘述方式。

這種超越性本身,不是一種簡單的本體論式的思維,而是一種歷史性的思維。

道家和道教的關係,是一種思想資源和詮釋者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創教的關係。經過一些詮釋者進行的神秘主義的詮釋,這些文本轉換成了道教的思想。

如果要描述到道教的信仰觀念和信仰技術的根基,就是今文經學和讖緯思想。再往前追述,就只能得到一些碎片化的東西。

如何確定道教的緣起點?如果我們將道教當做一個信仰體系,總是需要找到一些人作為載體。之所以不認同那些求不死之藥的東西為道教或者原始道教?這些問題很大意義上來自於西方的學術要求。我們很難認同太平道、五斗米道比方術更加接近我們今天所說的道教。

我們找到了一個時間點,這個時間點的選擇在於其在兩漢史中特別容易描述。以張角為基礎的農民起義,一直在中國歷史中不斷地出現。我們對於張角、張魯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就在於其在學術意義上敘述進行的方便。在此之間,是否沒有這樣的信仰基礎、信仰服務?這一敘述方式只是便利性的需要,而不是史實。

我們的文化敘述不依賴于一個敘述點,而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文化本身就是從某個敘述點開始的。道教文化和中國文化是一個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關係,它是一個枝幹而不是主幹。而伊斯蘭教的整個文化就是從其歷史敘述起點開始的,而道教沒有承擔這一功能。

佛教也沒有一個歷史敘述的起點。我們認為中國佛教史的起點是漢明帝求法,這也是為了歷史敘述的方便。

張角確定了三十六方。有一些問題:這三十六個人為什麼信任張角?這些人怎麼聚集在這個體系中?整個太平經的體系中,實際上就是流民的戰爭。這些流民是怎麼歸攏到一起的?我們會認為是依靠信仰聚集在一起的。這些信仰是什麼?他們的層級組織是什麼?這一邏輯是一個非常脆弱的邏輯。

我們現在具有的對於五斗米道的信息,也不足以建立起對於張道陵的信仰。只有張魯說過,並且不確定是否真的說過。《典略》:“魯母善鬼道,有少容,往來燕家。”張魯的母親應該是一個漢文化之外的少數民族。張魯殺死張修之後,奪取其軍事政權。張魯是什麼人?張魯應該是一個漢文化的、對於道術有一定了解的人,結合了其母親的蠻族背景,完成了軍事力量整合的人。而這一內容在陸修靜的描述中,就完全不是這樣,似乎是一個清教徒式的信仰生活。我們對於張魯的記載是不是靠譜?是有問題的。

蜀地原本具有的某種信仰,或許是漢文化不斷地流傳進蜀地,不斷進行整合形成的道教徒的團體。這一過程中,張修或許比張魯完成了更多的工作。

對於道教的真正的敘述開端,應該要到東晉時期。北方是拓跋氏的北魏,南方為東晉。才開始有成系統的道教歷史信仰敘述。在此之前,這些敘述都是反向建構的結果。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典型的小共同體社會,能夠建立起教團的嚴格制度,陸修靜描述的或許是北方的管理方式。

我們在討論神仙信仰或者漢代的文化與道教的關係時,呈現的是一種模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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