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周内容：中国佛教史第一讲
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所讲的传播的历史，只是佛教在世界传播中的一个部分。
此讲包含三个问题，
- 一，佛教是如何到中国来的；
- 二，佛教与本土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 三，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特点。
对于这个初传如何定位，两个维度：
- 起点。第一次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点，位置；
- 初传的概念。也就是，什么叫初传，这涉及到阶段性的划分。“初传”到什么时候结束？
一般来说中国佛教分为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汉魏两晋，
- 第二个是隋唐。
先建立一个概念，我们所看到，所听到的，是不同的说法。是说法。说法。
一般谈到佛教，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一种是佛教界的说法，称为“汉明感梦”，比较详细的见《牟子理惑论》：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羣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将这个故事当做历史的事实？我们这样的对于可靠性的判断之依据是什么？穿越去体会其梦境？得到其他文献的记载？
一种是学术研究上的看法：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魏略西戎传》
这两种讲法也有相似的地方，第一，汉代；第二，大月氏；第三，四十二章经；
我们发现，早期的记载并没有将佛教归到印度，而是归到了中亚的某个国家，如大月氏，至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佛教是经由中亚传至中国的，带有很强的中亚色彩。这就类似于，日本与韩国的佛教经由中国传播，带有很强的中国色彩一样。如同越南的佛教分成两半，一半是从北方传过来，一半是从南方传过来。总之，文化的传播受到很大的地理因素的影响。
我们可以发现，越晚出的说法，提及的初始时间越早。这是因为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佛教与道教争取优越地位所致。
第一节 经典翻译概况
四十二章经—安世高—支娄迦谶
佛教界的叙事方式，认为一开始佛教就把所有的经都写好了藏在某处，雪山啥的。而历史的看法，则认为，经典的出现，是随着传播而出现的。比如四十二章经，实际上是汇编的一个格言集。我们来体会几段：
“唯人自生至死，自老至病，自病至死，其苦无量。”
如果在两千年前你听到这样的说法，你会如何说呢？
同学答：我挺快乐的。老师：你以身试法是吧。（笑）这是一种判断方式，就是与自己的经验不符合，对吧？
这涉及到两种判断方式，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佛教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建立了他的立足点，即一切都是痛苦的。其根源来自于“欲望”：
“爱欲之于人，犹执炬火逆风而行，愚者不释炬，必有烧手之患…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畏。无爱即无忧，不忧即无畏”。
其中还有很多带有强烈中国色彩的
“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矣。二亲最神也。”
初传时主要的翻译家：
安世高（从安西而来）：
《安般守意经》、《阴持八经》、《修行地道经》
四念住：观身不净、受是苦、心无常、法无我（此为佛教的基础，不要听那些书店里、网上传播的给你的看起来仙风道骨的“大师们”说什么早上起来面对太阳无限美好各种各种，一切皆苦，是所有佛教的最为根基的根基。）
五停心观：不净观、慈悲观、缘起观、界分别观、数息观
这里指的“观”，大多数情况下的意义不是指用眼睛的观，比如数息观，产生于汉代，实际上是受到了当时汉代盛行的神仙方术的流行之影响而产生的。
支娄迦谶：
《道行般若行》；支谦：《维摩诘经》、《大阿弥陀经》；
康僧会：
《六度集经》（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智慧）
实际在传“菩萨行”，最初的菩萨只是指还未修行成佛的阶段。
昙柯迦罗：
《僧祇戒心》，此是三国曹魏时期的翻译，标志着戒律的翻译。
此时的翻译有一个特点，需要特别注意，即大乘、小乘是同时翻译过来的。这塑造了中国佛教贯穿始终的融合的性质。
第二节 汉魏佛教的基本特点
一、神道变化
汉代时常会将佛与老子并列起来，成为斋戒祭祀的对象。见《后汉书楚王英传》、《后汉书桓帝纪》；
另一种，
“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牟子理惑论》”
你说他作为一个觉者，比如，哲学系某个老师，觉悟了，你会对着他烧香礼拜祈求家庭幸福、学业有成吗？
“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
同样一篇文献中，矛盾的存在着这样类似于“神”的描述。
注意三件事：
- 在同样这一段话中，对佛做出了两种不同的描述和说明；
- 那么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真的呢？
-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问“2”这个问题呢？
还记得第一节课我们说的问题吧？我们问有没有佛，和有没有杯子是一样的吗？我们问有没有佛，什么是佛的时候，我们在问一件我们知道的东西，还是一件我们以为的东西？
一个概念：佛是什么，和佛在信仰中被当做什么是不一样的。而真正在历史上变化多端发生重大影响的，并不是他真的是什么，而是你认为他是什么。他为人所信仰的那个对象。换言之，对于佛陀的观念，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不是释迦牟尼在不断的变化。人们信的，只是他信的东西。
其实这个“神仙化”的责任，并不在于我们中国人，而是在印度就有这样的背景。
二、精神不灭
这是佛教最为成功的一个案例，即灌输给中国人一套全新的人生观和随之而来的一整套的说法，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因果报应，轮回转世。
“问曰：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仆不信此言之审也。
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得道身灭耳。”
一种对生命之理解的形态：生病本身是连绵不断，而生命的形式是在不断的转换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就是典型的佛教理论之外化。
就是说，你不会死，你只是个换个形式的话，你还怕死吗？大不了出门儿换形式去（笑）。
于是很多中国的哲学家就努力尝试去证明人死就会死干净，以此端掉佛教的理论基础，如果精神可灭，那么所有什么转世，涅槃就都立不住脚了。这个以后再讲。
“有经数十万，以虚无为宗，苞罗精粗，无所不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所求在一体之内，而所明在视听之外，世俗之人以为虚诞。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死生报应之际，莫不矍然自失。”—袁宏《后汉纪》
因果轮回的报应的理论成为影响最大的理论，虽然在视听之外，在存疑之中，但却能够产生真实的效果。就像你们高考时候去拜佛，难道都真的信吗？一种观念，“也许是真的呢？万一是真的呢？即便不是真的也没关系，我并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也就是代价太小了吧。）
三、三教关系
我们反复强调的，佛教不是传播到一个地理的空间，不是传播到一个文化上的真空。而是传播到一个文化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中国。所以佛教的传入，与我们当时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产生了直接而剧烈的冲突。
批评：毁伤发肤、变装易服、不敬其亲、绝嗣无后
这里我们通过佛教徒对于以上的质疑的回复，来看一下他们的两种回答策略。
不敬其亲：
（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谓之悖德。）
“苟见其大，不拘于小，大人岂拘常也？须大拏睹世之无常，财货非己宝，故态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国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于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为孝，是不为仁，孰为仁孝哉?”
不能够公开的宣讲，我就是不仁，就是不孝，而是要辩驳为，我实际上是真正的仁，真正的孝。这说明了，佛教初传时，采取的是一种防守策略，即，我实际上是符合你的标准的，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符合你的标准。即，在面对中国文化对佛教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他是以其标准为根据来做出回答的。
问题：有没有可能在放弃对父母的爱的基础上实现更大的爱？就像你春节不回家去非洲做志愿者，基于你不爱爸妈爱遥远的他们，你觉得可能吗？
绝嗣无后：
“妻子财物，世之余也。清躬无为，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舆身孰亲?身与货孰多？」…故前有随珠，后有虓虎，见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后其利也。沙门修道德以易游世之乐，反淑贤以贸妻子之欢，是不为奇，孰与为奇？是不为异，孰与为异哉？”
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并不像儒家那样的有着“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向往我们看到，这个辩论已经与上一个不一样了，他无法说“没后代就是有后代”，而是只能承认，我这个确实比你那个高级。这里有一个辩论策略的转换。
“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仲尼栖栖，七十余国。许由闻禅，洗耳于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为贵。在乎所用，何弃之有乎! 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
就是说，这个东西只是一个选择，哪个有用用哪个，一种哲学/信仰，并不排斥另外一种哲学/信仰。这是东汉末年的一种处理方案，在现在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有些人对于宗教很认真，甚至很较真，而有些人，则觉得有用就可以了，多种宗教与哲学可以并存而成为自身修养的一部分。
大佐的话：
本打了一行，“太多话想说，干脆无言”。
我经常处在一种徒劳且得罪人的努力当中，总想告诉“人们”什么是人。告诉“艺术家”什么是艺术。告诉“佛教徒”什么是佛教。
周老师想必应如是。佛教界的看法..学术研究的看法..已经构成了一个对子。
明明高下立判，却会各执一词。
保持尊重，已是最大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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