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论后的十五次课，四个部分，两本书，古代主要是《尼各马可伦理学》，近代是休谟的《人性论》，这本书很难，希望大家多下功夫，第三部分是马克思韦伯，中国伦理和西方伦理的对比，阅读的感觉和文本的性质上会更接近社会学的研究。
今天是导论课，伦理学从严格来说，早在希腊时代，最早在柏拉图时代我们就已经有对哲学进行基本的划分，据传，柏拉图在晚期编纂哲学学说有一个传统，通常会把哲学传统划分为逻辑的、物理的和伦理的，哲学的三分法，伦理学占了很重要的部分，包括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许多内容。伦理学内容本身的学术的性质和逻辑学和物理学有非常大的不同，在导论课和后面的课都会触及到，就是说伦理学有很强的习俗色彩，也就是说每个共同体都有自身关注的焦点，和另外两个分支，物理学和逻辑学不同，这两个不会因为中美的差别而不同，加速度，逻辑的规律也是这样，但是是否有一个相当普遍的一致的伦理的东西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议的问题。另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古代希腊说哲学始于好奇、惊奇的人性特质，而伦理学很少直接来自对无关问题的好奇，而往往是伦理本身出了问题的时候，换句话说，如果很重视伦理学，一定是出了很大的问题，大家不自在，不幸福，某种程度上伦理学是标志不幸的学科。
从古希腊的事例来说明，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第二年的时候，雅典爆发瘟疫。瘟疫的原因，斯巴达和雅典波及整个希腊的这场战争中，雅典是在陆军方面采取很强的攻略，斯巴达带着同盟侵入的时候，雅典会把农村居民迁到城市，狭小的城市空间容纳大量人群，所以在第二年爆发瘟疫。修昔底德详细地描述过瘟疫的细节，其中最让人震惊是瘟疫对雅典的人的道德的影响。瘟疫导致雅典失范或者无法无天的情况，每个人公开地做他们自己喜欢或者快乐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看到自己的幸福转瞬即逝，富人可能明天就死了，所以雅典人决定要迅速花掉所拥有的东西来获得快乐。因为生命和财产不过是天可以算的东西，大家都不赞同荣誉，不知道能否活到享受荣誉的那一天，所有人都认为眼前的就是最好的。对神的敬畏不能约束，因为敬神与不敬神不一样。因为照顾就会被传染，家人就死掉是对人的观念的冲击。人的法律也不能约束，和荣誉一样，因为人不知道是否能活到被控告的那一天。你做无法无天的事情是靠法律，但是并不是你每天的生活都是警察的陪伴，而是因为你做了之后就会受到惩罚。但是因为瘟疫的情况，瘟疫带来的死亡不知道能否活到判决的那一天。而事实上他们已经觉得自己被宣判，马上要执行的判决悬在头顶，而且不分人也不分道德。（《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卷五十三节。）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道德危机发生的情况，修昔底德写的非常短的一段，瘟疫带来的死亡是使社会出现完全失范的情况，现代社会学家笔下非常重要的概念，修昔底德大体上失范的意思就是法律不起作用，但是不限于我们通常规定的法律，而是整个约束人的道德的伦理的规范，nomos都不起规范，整个道德秩序的基础也不再约束人，神的敬畏，人的荣誉惩罚都不起作用，这不是雅典的正常状态。整个第二卷在雅典瘟疫之前是整个书最高潮的部分，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的演讲骄傲地宣称雅典是希腊的学校，所有希腊人甚至野蛮人都以雅典的生活方式为楷模。雅典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并不影响城邦的整体的和谐使得城邦在战争时处于劣势。在这里，每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不影响习俗社会道德。瘟疫一旦解除，我们会发现，真正一个人按照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社会会产生危险的失范的状况。就是即使雅典宣称每个人可以做喜欢的事情，但是仍然有某种道德约束，来自对神的敬畏，死后的恐惧，他人的评价议论，荣誉。雅典虽然给每个人很大的自足，但是仍然有某种规范。但是瘟疫一来，因为死亡的巨大威胁这种规范就被取消了。我们会看到雅典后来慢慢走出来，伯利克里劝人们走出失范情况。
第二点，正常情况下的约束，荣誉、惩罚，无论是对神的敬畏还是人的法律真正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和人的身体和财富有关，死亡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死亡直接使得人们的身体和财产成为不稳固的东西，大部分人会因为身体，比如喜欢吃的东西，你会长久地吃而不是一顿吃撑死，所有的道德约束都依赖于灵魂之外的某种外在的东西，而瘟疫的时候这样一个基础失掉了。一旦没有约束，眼前的享乐利益就取代了未来的荣誉和敬畏的关切。身体、财产起作用是因为是有未来的，在面对瘟疫的时候，人们面对未来的理性的算计做的选择都不起作用了，面对死亡这个马上执行的决定执行之前要享受眼前的东西，几乎所有的道德起作用是因为人们知道不只有眼前的生活，而是有将来的生活，为了将来牺牲掉眼前的快乐，这是道德运行的机制。
我们仔细看修昔底德的讨论，雅典瘟疫本身对道德危机的描述是否是之前雅典人对自己民主制度的乐观评价或者赞美背后还有一些问题。我们会注意到，修昔底德描述的道德危机的状况是整个道德哲学的出发点。修昔底德描述的道德危机对哲学有深刻的影响是因为，比如柏拉图在反省雅典城邦或者政治共同体在道德危机上可能做出的反映，远远超出政治和社会的安排这么简单，要考虑人和世界的关系。
理想国中非常明显，对话剧情设置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期间。发生在比来福斯港的关于正义的争论，背后的背景是雅典社会道德失范的痕迹，虽然瘟疫过去了，似乎雅典也恢复了，但是你有这个印象，战争和瘟疫会剥夺人的财产和生命，所有人的行为变得无法预期，一个平常温文尔雅的人忽然变成野兽的人，这样一个经历过失范的人会对道德的基础产生巨大的怀疑。苏格拉底进入到克法洛斯家里的时候，年轻人对可法洛斯讲的都是不认同的，都是不可信的，不满的爆发就是色拉叙马霍斯不过是骗人的东西。整个理想国都可以看做是对道德危机的回应。第二卷格劳孔读整个色拉叙马霍斯的重述，他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已经不相信从小被教的，我想做一个好人，但是我没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原来让你做的类似第十卷讲的神话已经构不成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基础，虽然伯罗奔尼撒战争描述的瘟疫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是实际上对哲学史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变成了非常广泛的全社会的问题，回到最基本的失范的概念。现代社会学家涂尔干写过《自杀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抓住了一个通常社会学认为是个人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些划分。自杀分为利己型和利他型，还提到一种失范类型的自杀。涂尔干看来，过于自我的自杀和失范的自杀都有一个问题，是一个人没有能力把自己限定在明确的界限内，称为无限病。无限病是整个现代社会面临的困境，就是个体摆脱一切限制和约束，但是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自足，而是虚无的无限自足中。每个人强调个人的抽象人格的时候完全丧失了社会的时代性。涂尔干并不是黑格尔的追随者而是康德，但是这里是对康德的批判，每个人处于外围的无根的状态，所以面向社会无法共同社会，每个人都无法完全按照规范来行事。个人离开社会本身或者超出社会获得的个体人格和自由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标志。换句话说，示范性自杀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非常类似于瘟疫后的情况和瘟疫前伯利克里对雅典生活方式的分析，就是说雅典的生活方式不必然导致瘟疫后的状况，同样，现代也一样，不一定所有人都会陷入无限病。但是涂尔干认为这是统计意义上的结果，也就是现代人更倾向于走向这一步。涂尔干就说在现代社会的失范情况下人精神上已经死亡。这两种描述，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社会，一个是古典历史，一个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实际上是两种根源上不一样但是非常类似的道德状况。涂尔干把失范描述为现代的，其实修昔底德的描述其实并完全是现代，而是古代就有了。失范的特征是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是自足自由的概念推进了每个人，《自主的发明》，《幸福的伦理》。古代关心的是幸福，而现代是自主。古代也有，但是在现代社会，变成了每个人的追求。即使你是幸福的，如果不自主也没用。所以现代人更关注的是自主，我们不认为幸福是最重要的。现代生活比古典生活更具有悲剧性，是因为你在现世生活获得的不是幸福，你要有很强的幸福感是对人的职责的背叛的，是不道德的。看起来很奇怪，但是我们会慢慢看到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但是这样的东西不完全是现代的特征，而是西方古代的。比如我们去看伊利亚特，《荷马史诗》，阿基琉斯和共同体的冲突，整个史诗的全部就是一个太卓越的个人无法完全融入到一个共同体中。尽管伊利亚特包含了某种对荣誉伦理的反省，但是他并不把这个看成是危机，整个故事从一开始就强调史实描述的是苦难的问题，他的德性是给无数人带来了苦难尤其是同伴，这个主题是很核心的，背后就是个体和共同体的冲突。第一卷阿基琉斯和阿伽门农的争吵就说明，阿伽门农就是代表共同体的秩序，阿基琉斯代表了个人的战争胜利需要获得东西，随着发展，阿基琉斯越来越认识到他的卓越和整个共同体之间不相同。他是一个英雄，他所有的意义都在于为共同体而战，甚至生命的代价。特洛伊一方的两个英雄讨论过，为什么每次都对我们这么好，是因为是在拿生命做赌注。特洛伊和希腊盟军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样的。阿基琉斯发现有一个非常荒谬的逻辑在里面，当他忍住不发火，神说阿伽门农会来给你道歉，但是第九卷出现的时候阿基琉斯拒绝了，从这里看阿基琉斯已经超越了之前的逻辑就是说好像是为荣誉而争吵。当后来可以获得荣誉的时候，道歉了你可以有最大的荣誉，但是这个时候阿基琉斯拒绝了，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荣誉和生命相比不是很可笑的东西吗？我虽然获得荣誉但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个东西，就像奥德修斯在冥府碰到阿基琉斯的时候他的回答的一样，生命只有一次，是最有价值的东西。荣誉伦理背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人的某种和人外在的东西，你是需要这个东西，但是好像不是最内在的本质的，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这个社会给的东西呢？这个是阿基琉斯的困境，直到他的朋友为他而死，推动他最后的并不是荣誉也不是共同体。我们会看到推动所有人去读的时候阿基琉斯和希腊一方的关系是整个个体和共同体之间，荣誉和个人的逻辑就是荣誉是共同体给的，一个人没有荣誉，但是当一个英雄太出众的时候，他好像超越了共同体，就会有巨大的冲突。通常的英雄会做一些牺牲，你的同伴不一定完全理解你，但是你必须去做。但是阿基琉斯这里，这个地方不一样，不是完全为共同体而战，而是英雄非常个体化的一面。无论修昔底德还是涂尔干的分析所讲的道德危机并不是例外的战争的情况，也不是现代社会的因为给了个人自足强化失范状况，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失范为什么会有，来自于更深的东西。从伊利亚特来看，西方思想会认为整个人面临的危机在根源上是生存性，跟人的根本的生存处境有关。只不过有危机的时候更能够看到，人要追求的道德标志是一个根源于共同体但是超出共同体才能体现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又必然会和社会产生冲突？为什么被西方成为悲剧性的冲突，是因为人的本性的特征难以避免，只不过在社会良好运转的时候被法律和宗教约束，但是这个冲突遍布了一切共同体。所有的宗教内部，都有大量的认为这个时候的宗教背离了初衷的人，一种宗教人的类型是反对宗教体系化。用国家机器来巩固传播宗教的时候都是背离了宗教，先知就要摧毁所有这些已经建立的东西，回到神直接对每个人直接说话的时候，使个人重新开始。
另外一个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安提戈涅的例子，如果你看希腊思想最受关注的是罗马史诗，但是浪漫派以来希腊悲剧。之前最重要的就是安提戈涅，直到1905年把俄狄浦斯揪出来。安提戈涅这部戏是俄狄浦斯王的后续，安提戈涅是乱伦的孩子之一，兄弟要争夺王权，在征战的双方中兄弟都死了，最后落入克利翁的手中。一个兄弟为城邦战死，另一个兄弟作为侵犯城邦的敌人来看待应该让鸟兽吃掉，安提戈涅反对这个公开的法律，要让兄弟下葬。整个悲剧描述的这样一个冲突。黑格尔的解释体现了悲剧不是某些不幸，苦情戏，悲剧的核心是根本性的悲剧冲突，根本性的悲剧冲突在安提戈涅中体现的就是政治共同体和家庭共同体之间的冲突。（课间）
亚里士多德在第一卷讲的好奇是没有任何功用的，但是伦理学不是这样的，伦理学面临的困难是宗教、伦理、道德出了危机。伦理学为什么更高，整个古代其实都认为更低，但是与人的生存关系更加直接，在古代看来恰恰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最低。但是确实对人很重要，这是一个道德哲学非常大的困难，道德哲学没有最牢固的基础，伦理学处理的问题是那些必然会发生变化的问题，一个根本的根源是个体和共同体的某种紧张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形态，这样的冲突有一个最直接的方式，来自人的不同的生活理想，价值标准的冲突，黑格尔称为伦理实体，安提戈涅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克利翁不是错的一边。人活着归国家管，但是死了之后呢，如果不下葬会不洁。活着的时候有敌友，根据城邦划分的，但是一旦死了都回到了家庭的怀抱，但是黑格尔说这些都没错。但是城邦要捍卫的时候必须有敌友的区分，按照国家的法权城邦的法律来划分，克利翁不是一个僭主。双方就构成了巨大的悲剧，双方都是伦理实体的力量，正义就是坚持了自己的一方。在非常动荡的时候，克利翁坚持这样做也是正义的。所以双方都是正义的，但是双方又都是片面的，所以都是不正义的。自身的有效性就成为问题。为什么冲突，因为任何一方的内容都是否认另一方的内容。苏格拉底和雅典城邦都是对的，安提戈涅甚至高过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矛盾的。两者都是和城邦做对抗，为什么是不一样的。
用人类学研究神话。索福克洛斯认为安提戈涅和克利翁都有过失就是狂妄、过渡，确实认为克利翁是一个僭主，对法律的坚持超出了限度。按照希腊人的看点不一定会走到黑格尔的两种伦理实体之间的必然的冲突。无论是伊利亚特还是安提戈涅都是道德本身有了巨大的问题，就是来源于人的悲剧性。为什么会成为悲剧，安提戈涅的狂妄和英雄连在一起的，和她的德性是连在一起的。悲剧是描写比我们高一些的人，通过坚持某种东西成为了个人的德性，这个德性和悲剧中的过失连在一起，德性成为悲剧的过失的原因这是希腊悲剧的核心。俄狄浦斯相信一定会明白，巨大的求知的动力使得他成为悲剧，但是也正是求知的动力使得他成为国王以及后来的命运。
道德哲学处理人这个存在的时候，比如一个桌子怎么理解他存在的意义，他毁灭了你知道是一个桌子毁灭了，那一定有什么东西是在的，按照这个逻辑，宇宙中永恒不变的东西是最高的。人的存在的全部道德危机不像一个桌子坏了就坏了，如果就想满足这个状态，是不会有这个危机的。人在存在上的特殊性，为什么道德危机可以揭示出人的生存处境。所有道德危机在于人在追求某种不止眼前的现在的生活所局限的东西，人到底想要些什么东西。伦理学和物理学不一样不是研究存在，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存在。
似乎所有道德的东西不过是人的习俗加上的，如果这样，全部道德哲学就是要回到自然的无冲突的状态中，并没有不道德的东西。这是处理道德危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们会看到休谟和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我们先谈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
道德危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认为原来的道德不那么自然，伯罗奔尼撒战争两个危机，一个是死亡的危机，但是这一点，人很难真的放在心上；另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战争会使人离开原来的职业和生活进入完全不同的生活，你会发现一个对生活的巨大的挑战。而现在，整个世界越来越突破原来生活的稳定。如果世界上来投票，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习俗是最好的。习俗其实是道德的根本的东西。品达：习俗才是万物的主宰。一个好的城邦就是和国外即使有交往但是也要以最小的限度以免破坏习俗的神圣性。
如果所有道德都是习俗，两个可能性，只要你有足够的政治权利和宣传技巧，可以把习俗强加给任何一个人，所以每个人对习俗的神圣性的认同就越来越低，对习俗本身的牢固性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建立了第二城邦，但是这个不是人的自然本性，如果你看穿了这一点你还愿意接受吗？对非常聪明的人来说，他很容易看出这个东西没有自然的根基，我可以操纵但是我并不把他当真。研究伦理学，越研究越发现，什么伦理都是可以的，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可以克服政治伦理的危机。
在古代世界中，我们去看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描述，这种革命存在，但是很难遇到，梭伦的雅典改革某种意义上不仅是政治秩序的变革，都有强烈的道德性质，一旦建立起来，就要弄成神定的。在现代，这种神圣性很难维持，整个现代社会会有相当持久的道德努力。
中国伦理秩序带来的不安，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个秩序应该维持。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早在很久之前就是道德革命的问题，只有道德革命才能建立“新民”，新在什么地方。论公德很重要，在伦理学的学科最开始就有困惑，中国哲学从最初一直就是伦理学，全都是伦理学。中国伦理学表面上很强，但是更倾向于私德。大学的架构就是公德和私德的关系如何从私德到公德，但是梁启超认为只有建立公德才能有私德。束身寡过，追求的和做的不一定一样。都不关心公德，西洋就不是。要靠新道德建立新民，不是臣民，而是公民。私人修养不能建立完善的人格。五伦大部分都是家庭伦理，朋友不能涵盖社会，君臣不能涵盖国家。道德的重建就是要利群。梁启超给的理由就是道德一半是自然一半是人为的。人为的部分是可以进化，合乎天演的通利。梁启超发现的困难，革命刷新新道德确实不错，旧道德到新道德的过渡阶段，但是革命阶段会有一个道德的困境，仍然只能靠原有的道德才能维持。一旦发生一场革命，勇于革命的人其实很可能是道德有问题的人。中国的哲学就是对辛亥革命的失望，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旧道德打破，还没有新道德去代替，破坏主义是成问题的。只有私德好的人才能破坏旧道德，梁启超发现了道德革命的困境是整个中国近代面临的巨大的问题，新的道德不是上帝给的，而是人建立的，但是不能凭空建立，一旦失范，道德革命不能改变困境只能加剧困境。
章太炎《革命之道德》。在革命期间，道德有巨大的动荡，但是也有平时日常所不能做的东西，猜忌、残忍，革命结束之后虽然说有革命之道德，但是会留下许多非道德的东西，是否能够通过道德革命来建立道德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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